没关系，谁叫我还是那么爱你的，可是这个爱，太盲目了啊。于是，我这才发现，我自己已经毁在了自己的手里面。我还傻傻的认为，这个是值得的事情。是啊，我太傻了。

看来那些为你写的文章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就像这个博客存在的意义并不大了一样。不过没关系，我还是会继续更新下去，不是为你，而是为我，也是为偶尔来我博客看看我的读者们。你没看过的那些文章估计永远再也看不到了，也好，就这么尘封了的过去也许没有人再会感兴趣了的吧。

我还很幼稚的很恨你了一下啊，于是我把我们的合影全部撕掉，东西全部扔掉，但是我躺下的时候，我还是很悲哀的发现，我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我的幼稚的做法。因为我已经深陷泥潭，一根救命稻草真的是于事无补。即便是我将我对你的爱全部转化成我对你的恨，可是这只不过是再次证明，我很爱你，仅此而已。

也许你为我来北京，我为你找工作，事情最后的结果最完美不过好聚好散。原谅我幼稚的总是对你纠缠不休，因为我认为只要我还是爱你的，于是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现在才发现，于是事情是这样的。

我之前很贱的找到了我们过去的东西，去了我们去过的地方，现在发现这些只不过是伤害我的利剑而已。就像现在，我在半夜爬起来写这篇日子一样。

我自己被自己毁了，可是我真的不怨你。我只能说，祝你，和你的他幸福，这也就够了。

接下来我的事情也不用您操心了，您也不欠我什么，何必呢，反正大家都是彼此的孽障，又何必再提起呢。对吧。我想我会振作起来的，虽然我自己也没什么计划表，可是相信我，我能够自己长大了。我的成长中总是感谢很多让我长大的人，多谢你让我成熟了，让我不相信爱情了。多谢了。

零价格（也就是免费）有无限广阔的用途，它不仅可以用做价格折扣和促销手段，还可以帮助我们做出决策，为我们自身和社会造福。免费的问题在于，它引诱你在它和另一件商品之间挣扎—-并引导我们作出不明智的决定。

多数交易都有有利的一面和不利的一面，但免费总是使我们忘记不利的一面。免费给我们造成一种情绪冲动，让我们误认为免费的物品大大高于它的真正价值。零成本的吸引力不仅仅局限于现金交易。不管是物物交换还是现金交易，免费就像地心引力一样，实在让我们难以抗拒。

按照传统经济学，人在面对商品选择时，他考虑的不识二者各自的绝对价值，而是两者相对价值—-他得到什么，放弃什么。一个理性的消费者第一步需要计算相对净收益（预期减去成本），根据净收益值的大小做决定。那让我们看一个例子。

几年前，亚马逊推出了购书超过一定劲儿之后免运费的促销手段。有些购买者可能原来不打算买另一本书，但是考虑到免费运费的诱惑，他们情愿多花一点钱换取免运费的待遇。亚马逊的人明显比这个效果很满意，但是他们发现有一个地方—-法国—-销售没有增加。原因是，法国采用了达到一定金额只收取1元的运费。这其实和免费运费没什么区别，可实际上效果却差上很多。但是，换上免运费举措之后，同样引来了热烈的回应。

《怪诞行为学：可预测的非理性》快读4：社会规范的成本

我们现在的世界有两种制度：社会规范和市场规范。社会规范是靠人与人之间的友好请求实现的，市场规范则是靠按劳取酬实现的。

伍迪·艾伦曾经有一句不朽的名言：“免费的性是最贵的。”正是这句话反映了维持社会规范付出的努力远比维持市场规范更难。不过同样的，有很多例子也可以证明，人们为社会比为金钱更加努力。

如果想让市场规范起作用，只要提钱就足够了（即使不是现金）。不过市场规范有很多特点：他们更加自私，并且自立，他们有更多时间独处，他们更愿意挑选需要单打独斗而非团队合作。一旦提到金钱，我们更加不像一个普通的动物。而当社会规范和市场规范发生碰撞，社会规范就会退出。换句话说，社会规范很难重建。

你看Google一类的公司，它给雇员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福利（包括精美的午餐），可以看出强调雇佣关系中社会性一面会营造出亲善的氛围。社会规范（如创业的兴奋）强于市场规范（如薪金随晋升而增加）时，员工能为公司（特别是起步公司）创造的价值令人瞩目。

如果企业开始从社会规范角度思考，会认识到社会规范可以建立忠诚，更重要的是，它能使人们自我发展并达到如今企业的要求：实行弹性工作制、关心公司，并且积极参与公司事务。这正是社会规范带来的。

换个角度，将社会规范应用在教育上，让家长、孩子和老师的注意力不再集中在分数、工资及竞争上，而是建立一种目的感、使命感和对教育的自豪感，结果会更好一些。（事实上大部分家长和老师都相反。）

2. “幼鹅效应”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实验的结果是说幼鹅会非常依赖他们第一眼见到的生物。人同样也会如此。一旦购买者愿意高价购买某物，他们此后购买同类产品都会参考他第一次出价的意愿。我们将第一次的决定，称之为“锚”。尽管首次的价格是任意的，但是一旦这些价格在我们的大脑中得到确立，它形成的便不斤是我们对某一产品的出价意愿，还包括我们对其他有关产品的出价意愿。不过，商品的标价并不是锚，但是我们经过深入思考之后，想用某一特定价格购买某一产品或服务时，才可以成为锚。一旦这个锚形成了，将会具有持续性，对当前的价格是这样，对将来的价格也是如此。我们初次的决定会对随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决定产生共振影响。

星巴克的高价位成功，来自于星巴克自始至终都在营造一种与众不同的体验—-这种不同是如此之大，甚至让我们不以其它咖啡店作为锚来定位，于此相反，我们则接受了星巴克咖啡的新的锚。星巴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

3. 基于其他人的行为，来推断某事物的好坏，以决定我们是否效仿，这就是狼群效应。还有另外一种狼群效应，我们把它称之为“自我狼群效应”。这发生在我们基于自己先前的行为而推想某事物好或不好。有了第一次经验，在以后我们会在自己的后面排起队来。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需求）和供给是决定市场的两大因素。这两种因素是相互独立的。然而行为经济学则通过实验证明，交换行为是否互利，取决于市场上的交易双方是否清楚所交换物品的价值。消费者的行为是可以操控的，也就是说，消费者实际上并不能很好的把握自己的偏好以及他们愿意为不同商品和服务付出体验的价格。因为我们对价格变化的敏感，事实上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对过去价格的记忆，和我们想与过去决定保持一致的欲望，根本不是我们真正的偏好或者需求大小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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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了这些，我们反过头来看紧俏的iPhone 4销售，你来解析下，为什么苹果那么受人欢迎呢？

我们不但喜欢拿事物与事物作比较，还喜欢把容易比较的事物集中作比较—-避免把不容易比较的事物作比较。

让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你是单身，希望在即将参加的择偶晚会上吸引更多的未来约会对象，怎么办呢？我的建议是，你带上一个同伴，外观特点和你基本相似（相似的肤色、体型、面貌），但要比你稍微差一点（相当于你-）。因为你想吸引的那些人很难在没有比较的情况下对你做出评估。但是如果把你和你-来比较，你哪个作为诱饵的朋友就会把你提升很多，不单是与他（她）比较，而且从总体上与在场的其他人来比较，也是如此。虽然不显得理性，但是你很有可能更为人关注。所以，如果一个和你差不多，但外貌比你稍强的同性朋友，请你陪伴他（她）晚上出去，那你就需要当心一下是不是替人当诱饵了。

调查说，工资多少与幸福程度的关联并不像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紧密，这一点已经反复得到了证明（实际上，这种关联相当薄弱）。研究证明，最幸福的人们并不在个人收入最高的国家里。

1993年美联储首次强制要求一些上市公司公开其高管薪金及津贴等资料，目的在于抑制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金和福利。因为1976年高管的平均工资已经是工人平均工资的36倍，而1993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31倍。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现在这个数字变成了369倍，已经可以算1993年的三倍了。因为对高管们来说，除了收入最高的人，其他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自己的工资太低了。

“在互联网时代”，《纽约时代》的一条标题中说，“富人现在嫉妒的是比自己更富有的人”。

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懂：人心不足蛇吞象。

最后，让我们再看两个有趣的例子：

1. 你在一家文具店看到一个25元的钢笔，在想购买的时候，发现在离这15分钟路程的另一家店比这便宜7块钱，你愿意跑15分钟去省这7块钱嘛？大部分人表示宁愿多跑15分钟路去节省这7块钱。

2. 你在一家西装店看到一套西装，455元，但是离此15分钟的路程的另一家店仅售448元。你还愿意跑15分钟去节省7块钱嘛？事实上大部分人并不会这么做。

他选择了坐下，一如在他的记忆里，周怡顽固的盘根错节的选择了留下。

前几日重看Jeux d’enfants，他为着她搞砸自己的婚礼恨不得她立刻下地狱去。火车来时，是她自己跳开的。他一脸忿忿冷眼看着。十年过去了，家里来了一个他以为是她的客人。他跳起来，几乎要流泪。

陈均平在车上，一系列戏剧化的冷嘲热讽。最后类似毫无办法的妥协性的对现任说：这么晚了，总不可能真的让她一个女孩子去住时钟酒店吧……

仿佛他做了一次好人。但一进屋就原形毕露。他与周怡围绕貌似没有感情的房屋灯饰开始对话，充斥打情骂俏。他的现任，只能默默地看着。

其实这部戏交代了周怡与所有男人感情纠葛的前因后果。连带着也将陈均平与现任阿诗缘何认识一笔带过。

独独，没有告诉观众，周怡与陈均平是如何在一起的。

只是用沉默的镜头不断带过，带过，再带过，他们曾经相爱的点点滴滴。

周怡煮面。阿诗像一个最寻常的贤妻良母，询问她要不要煎蛋。周怡直接放入鸡蛋，阿诗愣了一下。周怡问她吃吗，她答我们没有晚上吃宵夜的习惯。

到此，已不需要看下去。陈均平煮面直接放鸡蛋，陈均平有吃宵夜的习惯。最终周怡看到了塑胶杯。

这是陈均平唯一为她做的改变。还是她教他这样做的。

他与她不知道闹了多少回分手，互不相让，蛮不讲理。他要同阿诗分手，却只须一句话，算了吧。

算了吧。我不知道有多少男人用这三个字跟一个女人一刀两断。我只知道，陈均平像一个影子，不断想要找到那个契合自己的形体。但都徒劳无果。周怡也不能与他完美匹配，他们总有缝隙割裂的小口。于是陈均平恒久的无法找到。事实上每个人都如此。然而我们并不需要这样做，那个我们要找的人，既非一模一样的自己，亦非与自己完美搭配的爱侣，而是一缕照亮影子的阳光。周怡，便是陈均平的那缕阳光。

但即使到了陈均平有机会与周怡重圆旧梦，吻都已落下的时刻，陈均平依然不懂得。直到阿诗问陈均平为什么不洗碗，陈均平的杯子滑落。

紧接着是闪回陈均平与周怡激烈争吵的往事。杯子，杯子，始终关于杯子。

然而这与洗碗又有什么关系。

在陈均平的世界里，从来都是周怡蛮不讲理地大发脾气，从来都是周怡摔东西，从来都是周怡跪下来收拾残局，亦从来都是周怡洗碗。

陈均平终于意识到，从来不是他迁就周怡这坏性格。而是周怡迁就他的爱。

阿诗无止境地迁就的，不是他的爱。只是他这个人罢了。

于是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导演交代了所有，唯独隐去了陈均平与周怡相识到相恋的过程。却也给出了答案。在周怡面前，陈均平没有什么是不方便的，没有什么是口不择言的，更没有什么是顾及的。在这段感情里，陈均平一直是强势的那一个。亦脆弱得可怕。即使说一万次分手，还是要追出去找周怡。即使分手后许久，周怡仍要撒谎骗他之后只有阿树一个男人。想来，在他们两人相恋同居的时候，周怡亦骗过他之前男人的个数。

很多人质疑他们随口而出的分手吧。其实这不过是一种相处的模式。周怡和陈均平的爱情，一直处于大颠大肺的状态，伤得重也哄得快。我表示我就是这样的人。以此证明。

导演一点一点地，像注水一样渐渐将周怡和陈均平的故事注满。又让它流走。

这不是关于阴差阳错。只是周怡，那么轻易地再度陷入他的怀抱。就已决定不会回到他的身边。

在周怡所有的男女关系中，只有陈均平一人，跟她承诺过未来——以后我们搬了大屋…..

多么平凡似曾相识的一句话。只有陈均平一人许给过她。陈均平也只许给过她一人。

爱这回事，当你爱时要忘记爱，才能好好享受爱。可是爱不在时，你要记起它时，它往往经过太多删改。它令我们野心勃勃，又心灰意冷。那些一无所有的爱情，往往才是你最记得的一段。

打出字幕后那些留言。大多前度都相识于微时，彼此早已物是人非，但都牢牢将对方放在心里一处死角，旁人不可碰触。

我想，周怡到最后都不明白，她曾爱过的陈均平其实一直都没改变。只是周怡不再需要这样一个陈均平。人与人之间，从来没有什么你变了或是我变了，而是自身需求改变了，于是我们便将责任推诿给对方。

麦曦茵说过，每一个前度，都是一次成长。于是当你遇见一个几近完美的男人。不要轻易爱上他。因为他每一次拉起你的手让你走在马路的里面，每一次替你挑出你不喜欢吃的食物，每一次你痛经时他体贴地为你买来各种正确的药物和用品。那都是一个女人教给他的经历。

前度。你会记得。然后爱别人。

via http://movie.douban.com/review/4577774/

■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140万，继2009年以来连续三次超过百万，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考录比例超过3000∶1。

■倾向大型国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比例逐年攀升，而倾向外企和私企的比例则呈下降趋势。

■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眼下倍显金贵的收益，正在指引一代中国年轻人向体制内大量回流。

2月14号，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一天是情人节；对于31岁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沈娜来说，这只是她备战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的漫长经历中的普通一天。

2003年大学毕业后，她连续参加了八次国考。她的世界简单而明确：考上公务员。

没有任何邀约安排，下班后就是她复习《申论》与《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时间。其实每一页她都很熟悉了，这两本加起来不到800页的公务员考试复习资料，她周而复始地精读了八年。

除了运气欠佳，可以解释沈娜连续八年国考失利的原因，只能是竞争激烈程度的逐年攀升。2011年国考报名者再次刷新三项记录：人数逾140万，也是继2009年以来第三次超过百万；出现年龄最大的考生，35岁，这是报考年龄的上限；考录比扩大至87.5：1，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比例则达到空前的3000：1以上。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挤进“公家的单位”。与公务员职位同样受到热捧的还有央企及大型国企工作岗位。2008年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的一份调研数据就显示，想进国企的毕业生由2007年的14.6％增至19.2％，想进外企的则由50.2％降为42.4％。

2011年，5名南开大学学生在经济学家周立群指导下对天津应届毕业生的求职意向进行了调查，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名列前三。

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大学2008、2009届毕业生中各随机抽取两个班级作为样本，发现近九成的学生都报考了国考。

沈娜的“同路人”数量正在爆炸性增长，这是社会资源、财富与机遇优先配置与向局部倾斜刺激下的反应。20年前，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体制外的空间充满活力与机会，大批年轻人纷纷走出“体制”，进入外企或下海淘金；20年后，这支悄然转向的隐形指挥棒开始朝反方向指引——年轻人，到“体制内”去！

我为“国”狂

挤进体制内，“现在全社会都认为这才是有进取心的表现”。

清华本科，人大硕士，现供职于北京某金融机构下属企业——生于1981年的李鸿君显然属于大有可为的青年精英，尽管他并不这么认为。

在连续四年参加国考落榜后，李鸿君总结自己人生前30年最大的败笔是，2004年本科毕业时没参加国考。念中学时就精读过《史记》与《毛泽东选集》的他从小立志从政，高考填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报了清华大学某工科专业。

这一步在他进入仕途的人生规划之中：上北京顶尖名校，先读工科，再读文科，再凭完美的教育背景考入公务员序列。

2004年毕业前夕，李鸿君在自习教室准备研究生考试时，发现周围已有不少同学在看国考复习资料。权衡再三，李鸿君相信还是得放长眼光，“完美履历”更为重要。

三年后硕士毕业时，李鸿君才发现自己失算了，“国考已经疯了”。

2007年国考，报名人数达60万，比2004年翻了近5倍。当年，全国有近五百万大学生毕业，这意味着约每10个毕业生就有一位参加了国考。

整个毕业班——尤其是文科专业——同学几乎全体出动参加国考成为常态。

为帮助学生提高国考竞争力，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还将《申论》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两项公务员考试的笔试科目作为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必修课。

围绕国考的经济链已然成型。全国各大高校校园里，各类国考培训的广告铺天盖地，就连以出国留学考试培训闻名的新东方，也在2006年创立了公务员考试培训中心。业内人士估算，2009年公务员考试培训市场产值高达10亿元。

广东省的国考考场分别设于广州、东莞、佛山三地。一些市场嗅觉灵敏的旅行社量身定制了国考线路，为考生提供往返巴士、住宿与餐饮一条龙服务。

据同程网酒店项目负责人介绍，国考当日，考点所在城市订单上浮50％左右。

这实在是中国当下的一大奇观，越来越多人对“国”字开头的产品避之不及，却同时又一窝蜂地对带“国”字的地方趋之若鹜。

2010年北京大学毕业生曹亮同时拿到两份offer，一份来自英国某大学的PHD入学通知书，一份来自南方电网。父母与女友家人一边倒地认为他该选择南方电网。理由充足得让他难以辩驳：这么难进的国企别人挤破头都挤不进，等你念完书回来，还能找到那么好的工作吗？如果找不到，念那么多书又有什么用？

这越来越成为毕业生择业时毋庸置疑的标准答案。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听到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清华一2005届毕业生在拿到中宣部的最终录取通知书前，就断然拒绝了香港大学的PHD全奖offer；人大一2010届毕业生在家人及同学的强烈建议下，放弃普华永道，进入某中直机关做公务员……

李鸿君至今对当初“选错了答案”后悔不已，在一次饭局上，他对领导酒后吐真言：“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混日子，准备国考，去做公务员的”。领导对他的表态相当赞同，拍拍他肩膀说：“好好考！”“你相信这是真的吗？”李鸿君回忆这一幕时说，“现在全社会都认为这才是有进取心的表现。”

“体制”汹涌

《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2001年赵鑫杰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时，一声不吭去了某中直机关报到。在当时，这个工作显得平淡无比，起薪不过千元，虽说迟早能以远低于市场价的钱买到一套房子，可那时北京的商品房价格也就四千元左右。这一福利还没太大吸引力。

那是国考开启网上报名的前一年。当时中直机关、国家部委、省市政府机构的招聘方式，还只是到几所知名高校请院系老师推荐学生，然后与被推荐者约见面谈；或是到高校组织专场招聘。

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1997届本科毕业生陶亮印象中，当时最优秀的同学都不大愿意去政府机关。1994年至2000年间，全国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员才不过4万余人。

国企的竞争力也不大。1997年，约2／3国企还陷于亏损，同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提出国企“三年脱困”的目标。

尽管围绕这一目标，国家开始出台多项配套措施剥离国企负担，但当时仍然处于1993年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一半以上GDP总值以来“国退民进”的红利期。外企、私企等高收入行业仍是高校毕业生的首选。

但国企“脱贫”的速度超出几乎所有人想象。

2000年，陶亮北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国企开始在高校高调网罗技术精英，“像中国电力、中国核能集团，这些原本不怎么来的企业，都一股脑地拥进北大清华捞人。”其时是国企“三年脱困”的收官年，许多国企走出低谷，1997年亏损的近七千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已减少了七成以上。

2004年陶亮北大博士研究生毕业，周围的同学开始花心思掂量手头的国企offer是否值得。就在此前一年，国家成立了国资委，其后三年，尽管其所管辖的央企虽然削减了近四成，但“瘦身”后的利润在2006年井喷至一万亿。这是十年前国企全部身家的50倍。

在陶亮毕业 5年后的2009年，国企在中华英才网公布的“最佳雇主50强”中占据29席，一年后升至33家。外企则只获3席。

在媒体上，关于央企与大型国企高歌猛进的报道随处可见：央企集体进军房产、煤矿，并广泛收购民营企业；奔赴沪深、香港、海外上市融资；2008年，中石油蝉联亚洲最赚钱企业，中移动成为全球最赚钱电信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全球最赚钱银行……同年，国家为刺激经济投入四万亿，其投资的近九成项目被国企拿到。

“从捉襟见肘到财大气粗，‘国’字开头的企业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这个势头还在持续猛涨，精英们自然趋之若鹜。”陶亮说。

国家财政收入也在一路飙升。据《中国统计年鉴》显示，财政收入增速在 1995年首超GDP增速后，持续高速增长至今。陶亮博士毕业当年（2004年），财政收入较十年前（1994年）增长了505％，而GDP的增幅为342％。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达8.3万亿元，两倍于GDP增速。财政收入的大头是个人与企业纳税。

2008年，当央企在金融危机寒冬中逆市突飞猛进之时，吴晓丹失业了，她开始重新加入国考大军。2006年从山东大学毕业时，她不顾家人强烈反对，放弃某大型国企的offer，加盟一家发展蓬勃的民营企业。一年后，老板卖掉企业，转行投入房地产业，她随后跳槽的另一家民企，因向银行申请贷款失败，资金链断裂而被迫停产。

显然，始终未获得与央企、外企同等超国民待遇的民企在这股“国进民退”的浪潮中，已然沦为弱势群体。许多民营企业家要么转向房地产等性价比更高的暴利行业；要么等待被大型国企收购，戴上“红顶安全帽”；要么去做加工制造等低端产业，这是央企尚未，也许也是不屑蚕食的领域。

当年“追求超拔，拒绝庸常”的想法，早已被吴晓丹抛于脑后。她现在只想顺利通过考试，回到“体制内”去，否则，没有保障，没有编制，没有户籍，“能‘超拔’到哪儿去？”

时间的推移才能显示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们的“远见”。毕业8年后，赵鑫杰邀请同学们到北京的新家做客，“羡慕妒忌恨一下子全堆在同学们的脸”，这些在体制外梦想“超拔”的同学，至今少有人在北京买得起房子。

赵鑫杰9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位于北京三环内，2009年以不到30万的价格买下，彼时，其周边商品房价已飙升至2万元／平方米左右。赵鑫杰单位食堂菜品丰盛，荤素搭配有致，中午一顿自助餐仅一元钱。这个价格在他2001年进单位至今从没变过。

在老同学惊奇地感叹一块钱如今在市场上连一块姜都买不起时，轮到赵鑫杰惊诧了：是吗？物价都已经通胀成这样了？我都没注意到！

他的收入其实不高，一个月四千元左右，但平时不怎么用得上，在通货膨胀与房价飙升的当下，他所获得的非货币福利，用他同学的话说，“立马让月入万元但无其他福利的人想找块豆腐撞死”。

根据2月18日的媒体报道，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领导的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去年完成的《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在分析被调查者的所属行业和职业后发现，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赵鑫杰可以在这个平稳而充满幸福感的中直机关干一辈子，只要他愿意。数据显示，自1996年实行辞退制度以来至2003年8年间，全国公务员辞退率仅0.05％，人员流动率为1.25％，是中国“最稳定的群体”。

赵鑫杰的幸福生活只是公务员与有编制的央企和大型国企员工的缩影。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都是眼下倍显金贵的因素及收益，也是越来越吸引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年轻精英争先恐后进入体制的直接原因。

“体制内”生存

“读书时，我的理想是改变教育，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李大钊的公民教育思想》，现在，我连自己都分析不了。”

每年回家过年，赵鑫杰尽可能地低调，不出门，也不串门。他所在的中直机关尽管在权力序列中排名靠后，但是家乡亲友只认定他是“中央下来的干部”，登门托他办事的人一度络绎不绝。

国家实权部门是李鸿君过去四年始终坚定的国考目标，尽管考中的概率仅为千分之一。“考入一般的政府部门，大多是为了在‘体制内’过安稳生活，但一心想进实权部门的，肯定还有些其他想法，”他停顿了一会，“坦白说，就是求贵。”

备考期间，李鸿君在家乡开煤矿的老板亲友听闻他的理想后，立即打电话问他“需要多少钱打点，多少都成”。当然这是很不靠谱的想法，国考的透明公正也是逾百万人报考的原因之一。

“但公务员头上的权力光环，不得不说，很有魅力。”李鸿君说。

这个不太能摆上台面说的诱惑是黄丘伟连考五年国考的直接原因。从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黄丘伟进入了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在家务农的父母问，我们以后再被人欺负，你的单位能管吗？黄丘伟说不能，父母沉默了一会说，那你能不能调到能说得上话的单位？

李乐目前就职于北方某实权部门，2007年四川大学研究生毕业时，他是年级的就业明星，刚进单位时，他仍处在不可抑制的膨胀期，尽管只是一名普通职员，但求他办事的人接连不断，且态度谦卑。

这种优越感与女朋友在考虑买房问题上终于消停。李乐眼下月入4000元左右，除了5元一顿的食堂餐，单位自留地低价供应的有机蔬菜，洗衣券及年终多发一个月基本工资外，没有其他福利，房子据说也“希望渺茫”。并且，李乐入职那年，正好赶上“阳光工资”开始严格执行，之前名目繁多的补贴都被取消了。

这意味着在这座城市，他得不吃不喝工作50年才能买到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这还是按照当前的房价折算的。在福利房越来越稀少的现实面前，这是中国基层公务员集体面临的问题。

女友建议跳槽，换座“便宜点”的城市过小日子，李乐坚决不同意。

“一是虽然收入不高，但每天总有那么多人来求我办事，一旦出了体制，就得变成我去求别人。我接受不了。”他说，“二是……坦白说，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重复同一套工序，我没有其他的技能。”

放弃留英机会，入职南方电网后，曹亮也陷入了被“机械化”的焦虑当中。作为一名北大硕士研究生，他日常工作就是整理材料、文件，年尾最繁忙，因为要赶各种年终总结。

最近，他正在制定一个员工辅导计划，让在变电站看护设备的同事不那么无聊，比如，申请在他们的办公室添置音响，每周为他们安排场地打篮球与羽毛球，而这些员工同样毕业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名校。

“读书时，我的理想是改变教育，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李大钊的公民教育思想》，”他说，“现在，我连自己都分析不了。”

曹亮生于1984年，在他2010年毕业这年，绝大多数80后正式告别校园。在“国进民退”趋势刺激下形成的这一重返“体制内”大潮中，曾经贴在他们身上诸如“独立”“个性”“自我”的标签，开始显得不那么具有说服力与概括力。

他们其实与任何年代生于中国的人一样——很少有机会进行自我分析，一套实用主义的思想系统深入头脑，很少具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总是从属于某种社会标准。

眼下对体制所带来的安稳的向往与自觉维护，在这一代年轻精英阶层里已然并还将持续深入人心。

吴晓丹终于如愿以偿考入深圳市某机关单位，眼下的工作是给单位写宣传稿与新闻通稿。她开始越来越抵触与少数还在体制外混的同学在网上聊天，稍一深入就不欢而散。

“为什么总是在批评？为什么总要去反思？”她反问道，“难道就不能重点看主流、光明的一面吗？”

总体上，吴晓丹是个平和的人，每天在平和的单位里按模版完成平和的通稿，她总习惯性地吞服四粒维生素，这是单位发的福利。瓶子里的药丸一天天少下去，是这位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眼下日常生活中少数还存在变数的细节之一。

而已经连续参加八次国考的沈娜，仍在准备今年11月参加第九次考试。根据最新规定，从明年起，中央和省级以上机关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均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录。这或许终于将为这名当代“女范进”减少一些竞争对手。这会是她最后的机会么？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名字皆为化名）（雷磊、李顺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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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贡问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子曰：“矣已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以哉！”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明不称焉。”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寐，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子曰：“举直错諸枉，能使枉者直。”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不骄易。”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之议。”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着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